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反思与重构——以人民法院的地位与作用为视角

当前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中应采取何种模式意见不一,分歧较大。需要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出发,对我国立法中应确立的模式进行新的制度设计。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与冲突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

本文主张法院在解释与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时既要考虑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特有公司现象,更要考虑到全球公司现象中的一般性,注重借鉴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方面的先进经验。认为,新《公司法》第20条中的“公司债权人”包括劳动者和国家税收债权人;其中的“股东”既包括一人公司中的唯一股东,也包括股东多元化公司中滥用权利的控制股东。否认公司人格既适用于上市公司,也适用于非上市公司。     

对我国法院体制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法院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国始于清末的近百余年法院体制现代化历程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阶段。以司法独立为目标,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具体制度为内容的法院体制现代化经历了百余年曲折艰难的历程,在21世纪的今天仍将继续其前进的步伐,走向更完善更科学的未来。     

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刑法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理由之一就在于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质疑。本文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特点进行了剖析,分析了质疑的理由,提出了适用原则。     

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蕴涵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 ,对学术界目前涉及较少的中国古代判词进行考察 ,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特定社会文化机制下各种文化因素有机融合的产物 ,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文学体裁。在对判词内涵与外延进行准确、科学界定的基础上 ,本文对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关于隐性采访与新闻侵权的法律探讨

隐性采访不仅能真实地采访到用公开方式难以获得的新闻素材 ,将社会丑恶现象曝光 ,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需要 ,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然而随着隐性采访的增加 ,新闻纠纷与新闻诉讼也随之增多 ,有的记者或因运用不当、或因滥用隐性采访而被告上法庭 ,甚至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因此 ,正确认识隐性采访 ,对其进行法理分析 ,把握好隐性采访的度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雅典的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的密切联系 :首先 ,陪审法庭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其职权也随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而扩大 ;其次 ,陪审法庭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三 ,陪审法庭的制度设计和拥有的权力合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总之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有着表与里、形式与灵魂的关系     

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

朱元璋统治期间 ,多次实施荐举制度。荐举制度的实行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诗文创作的提高 ,并且造成文人群中“组诗”的大量出现。同时荐举制度在诗文理论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